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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0 荒芜的人道主义殿堂 我流着泪看完了《汉城火车》，这是一部关于朝鲜逃亡者的纪录片，是一部在可预期的将来不会被允许公开放映的影片。它是那样的惨烈，是那样的使人痛彻心腹。在这块繁华的大地之上，在响亮的和谐的口号声中，在我们享受着怡然的生活之时，在我们蒙目前行的大道两边，有另一群生命正在痛苦地爬行着，那里传出深深的悲鸣，那里流动着我们同类的鲜血。在金碧辉煌的大厦一侧，我看到的是一间落满灰尘、被人遗忘的房间，它是人道主义的殿堂。
不干涉，政府用这样一句干涩的词语否定了人道的道义，在漠视自身反人道的历史之后，良知再次被掩埋在无际黑暗之中。红色高棉、波黑、达尔富尔、朝鲜，在这些反人类的暴行背后，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中国人那张冷漠的面孔。
先生们，人性啊，这是人心呐！它是一道界碑便可以阻隔吗？你们的心中没有人道，但你们不能代表中国人，说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没有人心的！
没有人道的代表，没有人道的和谐，中国那座荒芜的人道主义殿堂还将荒废多久？
（背景资料为转载）
开往汉城的列车 ——引渡北朝鲜难民去韩国的地下通道 胡龙走向自由的起点就在法国垃圾山的山顶上。早在1993年，平壤政府以200美元一吨的价格收购法国垃圾，试图通过这个方法来提高汇率，很多大学生开始扒垃圾，胡龙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发现了一盒录像带。“一群人用外语交谈。”胡龙说，“就因为我们看了这盘录像，我们被拘捕了。”再教育集中营中三个月的惩罚使得胡龙对北朝鲜政体的所有信心都彻底破灭。带着“流氓”的烙印，1996年全国饥荒的时候他开始在黑市中混日子。因为倒卖文物他再次被捕，被送去劳动改造。当时他被关押的地方就在中国边境线以南150公里处。卫兵“就像打野兽一样的打我”，他说。他生存下来了（但是少了九颗牙齿），1999年，他顺着封冻的图们江逃到了中国。这只是他道路的开始。在中国，他屡次因为清理无证移民而被逮捕。他在一家生产卡拉OK机的工厂打工，在积攒了50美元之后，他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车票，并在一个朝鲜族中国人的帮助下，南下越南。 他徒步穿越了边境线，衣衫褴褛，向河内的韩国大使馆请求庇护。但是，他说，“他们告诉我，这是共产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帮你的忙。去泰国吧。”一个同情他的外交官给了他100美元；在胡志明市，韩国的教士给他提供了更多的金钱和帮助。胡龙一路上装扮成一个聋哑人，偶尔喊几声“朝鲜！”，来试探是否有人说和他同样的语言，长途跋涉到了柬埔寨。最终，经过近三个月的跋涉，他步履蹒跚的到了曼谷。这里的韩国外交官向他提供了庇护。 胡龙的路线看上去非常怪异：这个足智多谋，33岁的年轻人为了走完从平壤到汉城之间198公里的距离，竟然走了5000多公里的路。但是其他难民的道路也是同样的迂回曲折。半个世纪以来，他们藏身在西伯利亚，徒步走到缅甸的高地，最严酷的冬道人士这样说，“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太虚弱，受不了那种海拔所带来的高原反应。”今年，超过1000名北朝鲜人通过各种渠道到达了汉城，这一数量大约与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逃到韩国的朝鲜人总量持平。现在，像胡一样衣身着破衣烂衫的寻求庇护者们从哥本哈根、迪拜、乌兰布托和莫斯科等地以大约每天3人的速度向汉城渗入。 通过四个月的调查，新闻周刊探究了这个将北朝鲜人输送到南朝鲜的秘密网络。从图们江开始，它的道路延伸到了整个亚洲，中亚，俄国，甚至西欧。这个网络中包括60多个组织、激进分子和数以千计的合作者。参与者包括佛教徒和基督教慈善团体，地下传教士，牟利的中间人，被收买的警察，日本的家庭主妇，缅甸的叛乱者，还有至少9个国家中的韩国右翼政治家和外交官。费用视路线而定。一般来说，“开往汉城的列车”可以将你带到任何地方，时间可以是从一个月到一年，而费用也至少在3000美元以上。 这种频繁辗转旅程使人精疲力竭，而且需要大量金钱，但拥有如此金钱和精力的朝鲜人并不多。但事实上，成千上万的朝鲜人都已经对平壤政府彻底绝望。有些朝鲜人会去中国求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家的时候都希望能永远不会返回。同时他们也希望在中国积攒了足够的资本之后，可以寻求韩国的庇护。目前，大约有30万左右的朝鲜难民散布在中国东北的城镇和乡村，但是会遭到定期的聚集和驱逐。一些人权主义者谴责这种行为是违背1951年日内瓦条约的。援助机构警告说：只有在平壤的承认下，他们才可以吸收千余人加入。由于去年朝鲜收成欠佳，这一数字达到了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 建立在汉城的援助北朝鲜难民委员会（CNKR）是致力于援助庇护寻求者的规模最大的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已经有1000万余人为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份请愿书是呼吁授予逃亡到中国的朝鲜难民以合法地位的。这个组织计划在下个月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递交这份文件。CNKR的领导人承认难民营在中国的出现会触发难民的大批逃离。“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他说，“如果大批难民逃离，北朝鲜政府就会像复活节蛋一样被打碎。”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图们江并不完全是一个屏障。这条分界中朝两国的蜿蜒河流，春季可以游泳横渡，秋季可以涉水而过，冬季的漫长封冻更是可以让人轻易穿越。像他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金荣立（并非真名）已经穿越这条河流三次了。1995年他的造纸厂倒闭，他越过河水去寻求中国亲戚的帮助，去年他带着钱回到了家中。当他第二次回来时遭到了逮捕，并被强制遣返。在狱中，他忍受着各种打骂和无休止的审讯。“秘密警察对所有人都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和韩国人有接触吗？你去过教堂吗？你和外国人会过面吗？”这种折磨直到他转到劳改营之后才结束：他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第三次逃到中国。一待身体状况有所恢复，他就计划动身前往韩国。其他被放逐的人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 韩国的一个旨在为边境难民提供食物和援助的慈善组织——“好朋友”，在1998年做过一个估计，认为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朝鲜难民都是为家庭寻求食物和钱的单身男子。但是上月发布的一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目前人口的主要变化趋势：目前涌入的朝鲜难民大约有60％的妇女，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声称他们“不太可能”回家。不仅如此，14％的人都是劳动党成员。四分之一的人将饥荒归结于“领导人的问题”，更有77％的人认为北朝鲜 “无力靠自己的力量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这显示，促使难民大批外逃的起因已经不仅仅是饥荒本身。一名现在在汉城的医生当年同她的八个亲戚一同外逃，其中包括一名军官，一名记者和一名拥有海外旅行特权的商人。“我们不得不离开，因为我们在挨饿，”她说，“我们憎恨专政。” 到达中国仅仅只是第一步。朝鲜难民们在这里面对着艰难的生存环境和随时被捕的威胁，他们成千上万的散布在中国东北的农村里，以雇工身份为别人干家务和农活来维持生计。由于没有身份证明，他们不得不辗转迁徙，孩子不能上学，婴儿从一出生就没有国籍，妇女甚至还得面对沦为妓女和被人贩子拐卖的危险。 难民忍受这些恶劣环境的时间越久，中国当局就越有可能及早发现这些情况。因为对于那些宁可选择逃亡的人来说，逃亡的第一站往往选在延吉。这是一个拥有32万人口的拥挤城市，离边境线仅有55公里。延吉是朝鲜族辖区的首府，朝鲜族人占据了其总人口的70％。那些被称为“kokchebi”或“拍翅的燕子”的年轻一代朝鲜难民，在延吉的市场上行乞；十几岁的朝鲜姑娘被生活所迫，在一些色情卡拉OK厅卖淫。据估计，目前藏身在延吉市内和周边郊区的朝鲜难民约有3万人之众。 他们的出现使得延吉成了两方朝鲜人的战场。平壤一方在延吉的低等旅店部署了特工来监视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传教士和受到怀疑的“间谍”，有时会在那里抓捕政府高度重视的叛国者。他们对教堂尤其关注，因为这里往往是将难民转移到基督教组织的中转站。而教堂和NGO组织也有他们自己的间谍网，这些人往往都是当地的朝鲜族人，分成数十个小单位分别活动。当一些高级军官、著名学者和其他地位显赫的叛国者出现在中国时，他们就会发出信息。同时，他们也提供一些安全的藏身之处，或者将难民介绍给那些能将他们转到韩国的走私者。这场战争是真实的。去年早些时候，一个声名显赫的韩国传教士和一个出名的难民走私者，金栋时，在延吉秘密消失了。一名韩国官员称他是被北朝鲜特工“完全不顾其个人意愿”的绑架了。 1999年末，韩国电影人金永迅在延吉登上了这趟“列车”。他的同伴是一位41岁的北朝鲜妇人和她不满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走私者出钱以帮助他们离开中国。“无论旅程是多么的危险，上天会保佑我们的。”离开前，这位母亲告诉自己的儿子，“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孩子，你自己逃跑吧！”这个掮客同时安排了其他五个人和这对母子一起到了沈阳，经由北京，穿过长江到达中国西南部。金用他的镜头拍下了流亡的全过程。金的胶片展示了他们是如何搭乘列车、在黑市上兑换金钱、伪造身份证以应付警察的检查、以及当他们到达边境时那种焦虑。1999年12月31日，他们进入了“一个东南亚国家”，现在已经在韩国生活。 金的记录片揭示出，这样的流亡必须花费大笔金钱，需要向导、司机、翻译，需要伪造的证件，和至少一次以上的非法越境。有如此众多的路线可以选择，而且环境不断在变化，这些都说明了：“汉城列车”决不是仅凭几个头脑聪明、机敏过人的走私客就可以运转的，而是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组织。 传教士在这条“地下铁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有日本和韩国的人权主义者、佛教组织，以及有钱且有便利条件的流亡者亲友。出于可能会影响到中韩关系和韩朝对话的顾虑，中国的韩国外交官不能公开对这些难民提供援助。而在其他政府并非如此敏感的国家里，外交官往往会收容这些流亡者（基本上，所有的北朝难民都符合成为韩国公民的条件）。难民本身和难民援助活动组织建立了一些基金组织，如一个建立在东京的非营利生命基金。这个基金组织通过日本家庭主妇和其他捐献者来筹措资金，以帮助这些难民逃亡。其他组织规模较小，如孟古刚之类的个人。孟是一个韩国小商人，仅凭他一人建立的基金，成功的帮助了一个16口人的朝鲜家庭逃亡。 绝大多数帮助难民越境的人这样做是出于宗教、人道主义或者政治目的。其中一位别名“帕克先生”的活动者，称自己为“一个人的救世军”。另外一位在非洲和亚洲地位显赫的活动家（目前已退休）只对特定群体提供帮助：刑讯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他希望通过帮助这些人来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朝鲜难民回国后受到迫害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遣返难民违反了条约规定的基本义务。还有一位无神论者，他曾经认为那些关于平壤集中营的悲惨故事都是荒诞无稽的。现在他说：“对我来说这一切都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这些难民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当局的做法是一种犯罪。” 大多数活动者都持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对中国当局的行为进行责难。CNKR的秘书长，前汉城市长金上筑，证实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30人的“志愿服务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从北朝鲜逃离的人，目前他们致力于援救自己的同胞难民们离开中国。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前北朝鲜军官金宋民，拒绝谈及他们的活动。“我可以自由的谈论我过去的生活，但不是现在的。”他说。但他很乐意谈到在他汉城的小公寓里举行的一次新年聚会，在这次聚会上，16个前朝鲜人一起喝松酒，唱歌，回忆往事，直到大家哭成一团。然后他们举杯：“为了难民危机！” Commen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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