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模拟微型摄像机及其之后的DV的出现，近年来出现了一批职业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他们的创作没有商业化和播出的压力，往往是出自一种信念，并为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作品相对于我们熟知的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为自由也更加新鲜。由于不受功利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显得更加安静也更加深沉。他们创作一部作品往往要花费一年、两年甚至十年的时间，许多人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而最终放弃了。全国范围内以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为职业的不过数十人，虽然他们的作品并非完美——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训练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们所呈现出的影像却是他人无法也无力触及的，那不但是对一段生活和一段历史的真实的纪录，更是对创作者的人格及其意志的考验。

胡杰，纪录片劳作者，1958年出生，当了十五年兵，曾任连队指导员。主要作品有《寻找林昭的灵魂》、《平原上的山歌》、《在海边》、《远山》、《媒婆》等。

    胡杰是一个纪录片劳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劳动的纪录者。农村题材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从祁连山脉到山东平原，他对劳动本身的关注已超越了地域和题材的变化。即使在面对最窘迫最无耐的场景时，他也极少以批判者的角度出现，而更多的是关注劳动本身所具有的上进力，在酸楚之余是对劳动之美和坚韧生命力的崇敬。

《远山》拍摄于1996年，是一部反映祁连山小煤窑煤矿工人生活的纪录片。该片拍摄历时三个月，其中实际拍摄时间为三个星期——由于需不时躲避当地干部及矿厂主的阻挠，拍摄工作只能混迹于矿工之中悄悄进行，后因胡杰遭到追杀，拍摄工作被迫中断。胡杰在一段文章中写道：

    “他们一群群满身漆黑、衣衫褴褛、象是刚刚从地狱中走出来的，眼白和牙齿十分刺眼。他们每天要从深六七十米的矿井中几乎是爬着背出30担煤，每担煤有40公斤。这个地区海拔3600米以上，空气稀薄。在我所接触到的镇干部或矿井老板们，凡谈到矿工的工作和生存状态时，他们的脸上都会抽搐一下，继而流露出一种尴尬。这些被剥削到极点的矿工们象一群黑幽灵一样在撕咬着他们尚存的良心……

    我并不是想纪录一件新奇的见闻，我想这是对劳动真实的纪录。使我震撼的是艰辛劳动的本身，它透着劳动人民的坚韧与高尚，也是人类通往文明道路上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初看《远山》很容易使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难以想象这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时间和空间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完全割裂了，这更加深了我们共同的、作为人的耻辱感。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城市居民们多少还有些农村生活经验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城市年轻人们恐怕已经不能准确地说出农村和劳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而随着城市化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和田间劳动必将愈来愈远离我们的生活。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断被拉大，这种差距不但是物质上的更是文化上的。胡杰的纪录片在此唤起了我们一段被遗忘的记忆，同时也是对我们真实生存状态的一次重新审视。

    在胡杰的镜头中时时体现出的悲悯与关爱深深打动着观者的心。这种情感并非同吃、同住、同劳作便可简单说明的。这种情感源自作者对生命无限的热爱和深植心中的平等意识，它需要一种大度和博爱的精神及关乎生命本身价值的思考作为坚实的基础。

    在胡杰的影片中我们很难将他与被拍摄对象完全分开，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距离也没有隔阂。这也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们与专业导演之间的最显著区别——胡杰并不是以职业位置来看待他的拍摄对象，他首先是以劳动者的角色参与其中，并以劳动者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一切，人们并不会因他拿了摄像机对他而有丝毫的抵触，这样的一种认同感正是基于胡杰对劳动的理解和真诚的品质。

    《平原上的山歌》是胡杰历时三年拍摄的一部关于农村被拐卖妇女的纪录片。该片并不是着意于对社会垢弊的批判，而是关注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命运和情感。该片的女主角是一位云南彝族妇女，名叫罗小佳。胡杰被她身上所独具的人性力量和浪漫气质所深深吸引，从观望而变为欣赏，并与之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由此打开了一个封闭已久的心灵。

    他在一篇讲述拍摄《平原上的山歌》原由的文章中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罗小佳时，她坐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墙角边的阴影里。旁边一大群农民为一件什么事争吵（其中也有她的丈夫），而她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一句话也不说。她微微张着干涸的嘴唇，眼窝深陷，长长的睫毛，这是典型的越南女子的形象。当地农民悄悄地告诉我，她是一个被拐来的云南媳妇。

    我试图和她说话，但她对我很冷淡，而我一直没放弃和她交流的努力。

    三天后，我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我去和她告别，她突然对我说：八年了，没有外人和我说话，他们都看不起我，你为什么看得起我……。她反复地问我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顾忌她丈夫就在身边。

    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三个月以后。她说：太长了，一个月吧，不然我会把头发等白的。我一下感触到了云南山民诗一样的思维。我答应了，我想我一定要来，拍一个关于她的纪录片。她为了让我遵守诺言，说：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唱山歌。

    破旧的中巴车在山东平原上奔驰，我仿佛听到了一支凄婉的云南山歌，在车窗外飘荡……”

    单从形象而言，罗小佳并不漂亮，但凡看过此片的人无不认为她是美丽的，美丽的产生正是基于理解之上。通过胡杰的镜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磨难、坚韧而善良的美丽女子。通过此片我们也看到了“拐卖妇女”这一现象的一些背景——对于罗小佳她们而言，也许她们只是希望能去一个更“平”的地方，正如胡杰从云南写给一个朋友的明信片中所说：

    “一天的山路，双脚起了泡，路上无语。山川之美和人之贫困让人语塞，使我感到贫富如此悬殊是人类的耻辱，我们是同类吗？

    云南太美了，大山清丽，然而我爬了几座大山后才明白一个美丽的少女为什么要远嫁陌生的他乡。因为爬山时你不能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到不了家，就不能把背篓里的山货换成生命赖以生存的盐巴。”

    胡杰的影片绝非某些人所说的苦难片，而是充满爱的影片，爱生命、爱人类、爱所有质朴、坚强的劳动者。他的纪录片让人们感到一种“生”的脉搏，它强劲而有力，不会因我们的沮丧、烦恼、抱怨而有丝毫松动，那是一种推动人类生命延续和进步的原动力。胡杰的影片展示的是一个个真实的生活，那不单是片中人物的生活，更是你我共同的生活，自我那摇摆不定的情绪会在其中找到一个坚实的落脚点。那正是影片给我们的启示与反思。

    《在海边》摄于1999年，完成于2003年。

    胡杰在山东沿海有一间小屋，经常在那里画画写生。临旁住着从东北移居此地的贾庆云一家——随着改革开放，祖辈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子孙开始大量回流，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土地。贾庆云一家正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在海边盖了一间小屋，以在海里捞冻菜为生。胡杰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们也将胡杰视为家人。

    该片就象一首诗歌一样令人陶醉，它没有特殊的事件和冲突。在片中我们感动于生活的自然流向所具有的美感。生活就在我们的身边静静地流淌，它的悲伤、它的苦痛、它的安详和它的大度，它的诗意乃至它的精神，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出来。就在平淡之中，它激发起人们生命的激情和创造生活的渴望，环顾左右虚空的世界，不由得感叹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美丽！该片堪称生活流纪录片的经典，需要一个平静的心理去慢慢体味。

    最后要提到的是《寻找林昭的灵魂》。现阶段此片尚有不适公映的问题，但丝毫不能影响该片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所应占有的位置，作为一个民间纪录片工作者和民间思想者，胡杰费尽心血终于完成了此片，不但是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增加了一部鲜活的史料纪录，更是使一位为中华民族洒尽鲜血的英雄在中华大地上再次复活。因存有诸多原因，在此不对该片做具体表述，仅引用片中林昭友人的寄诗“在沉寂的时候，你喊叫；在疯狂的日子里，你清醒。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为着亲爱的祖国；你在阴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复活。”

    寄胡杰——真之，吾之常有；利之，吾之常无。故常有，谓之为理，故常无，行之为避。心之高远，而名，寓以博爱，而行。无羁无绊为自由，心怀悲悯慰苍生。

    作为友人，此文也许过于投入，虽极力克制仍不免主观偏颇之言。正象面对林昭一样，热血澎湃时，怎容你丝毫冷漠；拂尘喧闹的世界，看到一个清醒而高尚的灵魂，怎不使人心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