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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0 荒芜的人道主义殿堂 我流着泪看完了《汉城火车》，这是一部关于朝鲜逃亡者的纪录片，是一部在可预期的将来不会被允许公开放映的影片。它是那样的惨烈，是那样的使人痛彻心腹。在这块繁华的大地之上，在响亮的和谐的口号声中，在我们享受着怡然的生活之时，在我们蒙目前行的大道两边，有另一群生命正在痛苦地爬行着，那里传出深深的悲鸣，那里流动着我们同类的鲜血。在金碧辉煌的大厦一侧，我看到的是一间落满灰尘、被人遗忘的房间，它是人道主义的殿堂。
不干涉，政府用这样一句干涩的词语否定了人道的道义，在漠视自身反人道的历史之后，良知再次被掩埋在无际黑暗之中。红色高棉、波黑、达尔富尔、朝鲜，在这些反人类的暴行背后，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中国人那张冷漠的面孔。
先生们，人性啊，这是人心呐！它是一道界碑便可以阻隔吗？你们的心中没有人道，但你们不能代表中国人，说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是没有人心的！
没有人道的代表，没有人道的和谐，中国那座荒芜的人道主义殿堂还将荒废多久？
（背景资料为转载）
开往汉城的列车 ——引渡北朝鲜难民去韩国的地下通道 胡龙走向自由的起点就在法国垃圾山的山顶上。早在1993年，平壤政府以200美元一吨的价格收购法国垃圾，试图通过这个方法来提高汇率，很多大学生开始扒垃圾，胡龙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发现了一盒录像带。“一群人用外语交谈。”胡龙说，“就因为我们看了这盘录像，我们被拘捕了。”再教育集中营中三个月的惩罚使得胡龙对北朝鲜政体的所有信心都彻底破灭。带着“流氓”的烙印，1996年全国饥荒的时候他开始在黑市中混日子。因为倒卖文物他再次被捕，被送去劳动改造。当时他被关押的地方就在中国边境线以南150公里处。卫兵“就像打野兽一样的打我”，他说。他生存下来了（但是少了九颗牙齿），1999年，他顺着封冻的图们江逃到了中国。这只是他道路的开始。在中国，他屡次因为清理无证移民而被逮捕。他在一家生产卡拉OK机的工厂打工，在积攒了50美元之后，他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车票，并在一个朝鲜族中国人的帮助下，南下越南。 他徒步穿越了边境线，衣衫褴褛，向河内的韩国大使馆请求庇护。但是，他说，“他们告诉我，这是共产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帮你的忙。去泰国吧。”一个同情他的外交官给了他100美元；在胡志明市，韩国的教士给他提供了更多的金钱和帮助。胡龙一路上装扮成一个聋哑人，偶尔喊几声“朝鲜！”，来试探是否有人说和他同样的语言，长途跋涉到了柬埔寨。最终，经过近三个月的跋涉，他步履蹒跚的到了曼谷。这里的韩国外交官向他提供了庇护。 胡龙的路线看上去非常怪异：这个足智多谋，33岁的年轻人为了走完从平壤到汉城之间198公里的距离，竟然走了5000多公里的路。但是其他难民的道路也是同样的迂回曲折。半个世纪以来，他们藏身在西伯利亚，徒步走到缅甸的高地，最严酷的冬道人士这样说，“但是我们觉得他们太虚弱，受不了那种海拔所带来的高原反应。”今年，超过1000名北朝鲜人通过各种渠道到达了汉城，这一数量大约与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逃到韩国的朝鲜人总量持平。现在，像胡一样衣身着破衣烂衫的寻求庇护者们从哥本哈根、迪拜、乌兰布托和莫斯科等地以大约每天3人的速度向汉城渗入。 通过四个月的调查，新闻周刊探究了这个将北朝鲜人输送到南朝鲜的秘密网络。从图们江开始，它的道路延伸到了整个亚洲，中亚，俄国，甚至西欧。这个网络中包括60多个组织、激进分子和数以千计的合作者。参与者包括佛教徒和基督教慈善团体，地下传教士，牟利的中间人，被收买的警察，日本的家庭主妇，缅甸的叛乱者，还有至少9个国家中的韩国右翼政治家和外交官。费用视路线而定。一般来说，“开往汉城的列车”可以将你带到任何地方，时间可以是从一个月到一年，而费用也至少在3000美元以上。 这种频繁辗转旅程使人精疲力竭，而且需要大量金钱，但拥有如此金钱和精力的朝鲜人并不多。但事实上，成千上万的朝鲜人都已经对平壤政府彻底绝望。有些朝鲜人会去中国求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家的时候都希望能永远不会返回。同时他们也希望在中国积攒了足够的资本之后，可以寻求韩国的庇护。目前，大约有30万左右的朝鲜难民散布在中国东北的城镇和乡村，但是会遭到定期的聚集和驱逐。一些人权主义者谴责这种行为是违背1951年日内瓦条约的。援助机构警告说：只有在平壤的承认下，他们才可以吸收千余人加入。由于去年朝鲜收成欠佳，这一数字达到了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 建立在汉城的援助北朝鲜难民委员会（CNKR）是致力于援助庇护寻求者的规模最大的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已经有1000万余人为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份请愿书是呼吁授予逃亡到中国的朝鲜难民以合法地位的。这个组织计划在下个月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递交这份文件。CNKR的领导人承认难民营在中国的出现会触发难民的大批逃离。“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他说，“如果大批难民逃离，北朝鲜政府就会像复活节蛋一样被打碎。”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图们江并不完全是一个屏障。这条分界中朝两国的蜿蜒河流，春季可以游泳横渡，秋季可以涉水而过，冬季的漫长封冻更是可以让人轻易穿越。像他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金荣立（并非真名）已经穿越这条河流三次了。1995年他的造纸厂倒闭，他越过河水去寻求中国亲戚的帮助，去年他带着钱回到了家中。当他第二次回来时遭到了逮捕，并被强制遣返。在狱中，他忍受着各种打骂和无休止的审讯。“秘密警察对所有人都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和韩国人有接触吗？你去过教堂吗？你和外国人会过面吗？”这种折磨直到他转到劳改营之后才结束：他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第三次逃到中国。一待身体状况有所恢复，他就计划动身前往韩国。其他被放逐的人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 韩国的一个旨在为边境难民提供食物和援助的慈善组织——“好朋友”，在1998年做过一个估计，认为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朝鲜难民都是为家庭寻求食物和钱的单身男子。但是上月发布的一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目前人口的主要变化趋势：目前涌入的朝鲜难民大约有60％的妇女，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声称他们“不太可能”回家。不仅如此，14％的人都是劳动党成员。四分之一的人将饥荒归结于“领导人的问题”，更有77％的人认为北朝鲜 “无力靠自己的力量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这显示，促使难民大批外逃的起因已经不仅仅是饥荒本身。一名现在在汉城的医生当年同她的八个亲戚一同外逃，其中包括一名军官，一名记者和一名拥有海外旅行特权的商人。“我们不得不离开，因为我们在挨饿，”她说，“我们憎恨专政。” 到达中国仅仅只是第一步。朝鲜难民们在这里面对着艰难的生存环境和随时被捕的威胁，他们成千上万的散布在中国东北的农村里，以雇工身份为别人干家务和农活来维持生计。由于没有身份证明，他们不得不辗转迁徙，孩子不能上学，婴儿从一出生就没有国籍，妇女甚至还得面对沦为妓女和被人贩子拐卖的危险。 难民忍受这些恶劣环境的时间越久，中国当局就越有可能及早发现这些情况。因为对于那些宁可选择逃亡的人来说，逃亡的第一站往往选在延吉。这是一个拥有32万人口的拥挤城市，离边境线仅有55公里。延吉是朝鲜族辖区的首府，朝鲜族人占据了其总人口的70％。那些被称为“kokchebi”或“拍翅的燕子”的年轻一代朝鲜难民，在延吉的市场上行乞；十几岁的朝鲜姑娘被生活所迫，在一些色情卡拉OK厅卖淫。据估计，目前藏身在延吉市内和周边郊区的朝鲜难民约有3万人之众。 他们的出现使得延吉成了两方朝鲜人的战场。平壤一方在延吉的低等旅店部署了特工来监视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传教士和受到怀疑的“间谍”，有时会在那里抓捕政府高度重视的叛国者。他们对教堂尤其关注，因为这里往往是将难民转移到基督教组织的中转站。而教堂和NGO组织也有他们自己的间谍网，这些人往往都是当地的朝鲜族人，分成数十个小单位分别活动。当一些高级军官、著名学者和其他地位显赫的叛国者出现在中国时，他们就会发出信息。同时，他们也提供一些安全的藏身之处，或者将难民介绍给那些能将他们转到韩国的走私者。这场战争是真实的。去年早些时候，一个声名显赫的韩国传教士和一个出名的难民走私者，金栋时，在延吉秘密消失了。一名韩国官员称他是被北朝鲜特工“完全不顾其个人意愿”的绑架了。 1999年末，韩国电影人金永迅在延吉登上了这趟“列车”。他的同伴是一位41岁的北朝鲜妇人和她不满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走私者出钱以帮助他们离开中国。“无论旅程是多么的危险，上天会保佑我们的。”离开前，这位母亲告诉自己的儿子，“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孩子，你自己逃跑吧！”这个掮客同时安排了其他五个人和这对母子一起到了沈阳，经由北京，穿过长江到达中国西南部。金用他的镜头拍下了流亡的全过程。金的胶片展示了他们是如何搭乘列车、在黑市上兑换金钱、伪造身份证以应付警察的检查、以及当他们到达边境时那种焦虑。1999年12月31日，他们进入了“一个东南亚国家”，现在已经在韩国生活。 金的记录片揭示出，这样的流亡必须花费大笔金钱，需要向导、司机、翻译，需要伪造的证件，和至少一次以上的非法越境。有如此众多的路线可以选择，而且环境不断在变化，这些都说明了：“汉城列车”决不是仅凭几个头脑聪明、机敏过人的走私客就可以运转的，而是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组织。 传教士在这条“地下铁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有日本和韩国的人权主义者、佛教组织，以及有钱且有便利条件的流亡者亲友。出于可能会影响到中韩关系和韩朝对话的顾虑，中国的韩国外交官不能公开对这些难民提供援助。而在其他政府并非如此敏感的国家里，外交官往往会收容这些流亡者（基本上，所有的北朝难民都符合成为韩国公民的条件）。难民本身和难民援助活动组织建立了一些基金组织，如一个建立在东京的非营利生命基金。这个基金组织通过日本家庭主妇和其他捐献者来筹措资金，以帮助这些难民逃亡。其他组织规模较小，如孟古刚之类的个人。孟是一个韩国小商人，仅凭他一人建立的基金，成功的帮助了一个16口人的朝鲜家庭逃亡。 绝大多数帮助难民越境的人这样做是出于宗教、人道主义或者政治目的。其中一位别名“帕克先生”的活动者，称自己为“一个人的救世军”。另外一位在非洲和亚洲地位显赫的活动家（目前已退休）只对特定群体提供帮助：刑讯的受害者或目击者。他希望通过帮助这些人来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朝鲜难民回国后受到迫害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遣返难民违反了条约规定的基本义务。还有一位无神论者，他曾经认为那些关于平壤集中营的悲惨故事都是荒诞无稽的。现在他说：“对我来说这一切都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这些难民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当局的做法是一种犯罪。” 大多数活动者都持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对中国当局的行为进行责难。CNKR的秘书长，前汉城市长金上筑，证实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30人的“志愿服务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从北朝鲜逃离的人，目前他们致力于援救自己的同胞难民们离开中国。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前北朝鲜军官金宋民，拒绝谈及他们的活动。“我可以自由的谈论我过去的生活，但不是现在的。”他说。但他很乐意谈到在他汉城的小公寓里举行的一次新年聚会，在这次聚会上，16个前朝鲜人一起喝松酒，唱歌，回忆往事，直到大家哭成一团。然后他们举杯：“为了难民危机！” June 04 林昭对《判决书》的批判
林昭在接到判决书后，对其进行了评点。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4）沪静检诉字第一线23号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人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 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沪休养，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注曰：见笑大方□□□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其一切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着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事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厅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份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壁、功庆文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象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象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太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看那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打击后，于一九六0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即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 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谁”！）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伪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我契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集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集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象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下更无他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蒙！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和咏叹，依次是：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 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 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政治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他人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要他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的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苦苫魂昏迷得丧失起码的理性！）交给阿诺，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已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脸上抹黑！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此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1]（注曰：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乱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出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有一百多篇！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了寥几篇？怕也不过晚饭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种繁多产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阐！）一系例（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哪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集到林昭所收集起来而要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之、孙和、黄政、朱明、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而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于掷远，为感！）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刊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曰：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一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赏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可作如是观。）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昭 自志
[1] 张如一后来出卖林昭成为魔鬼的走狗，出狱后坑害林昭的朋友，使他们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 爱人
“爱人”的称谓好像只属于上一个年代，现在的小夫妻恐怕是羞于启齿的。对我们这样不上不下的一代来说，时代的属性就显得比较模糊，“爱人”虽不是固定用语，但也会适时使用。 只是把“爱人”挂在嘴上，作为配偶的代称的话，那也就太辜负了它的本意。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妻子或者丈夫，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爱人”，未得者大多心有不满，而得到者自然就显得比较自负。我便属于后者。 人们大多不会太过张扬自己的优越感，但我却毫不讳言这种幸福的表白。
97年，我第一次去朝鲜。回国时路经丹东，旅行社没能买到回程的车票，只得在丹东住上一晚。 这是一个并没有太多特色的城市，与内地向比，它陈旧、保守，正如同它的位置一样，象是朝鲜与中国内地的过渡，现代化的进程来得还相当迟缓。丹东紧临朝鲜，自然留下不少鲜族的印迹——满街的烤肉店，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不象现在的北京，可以尝遍天下美食；在当时，烤肉对我们来说还相当新鲜。 邻座坐着三个女孩儿，其中一个女孩儿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自然秀丽，感觉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沁人的暖意。便厚着脸皮去搭讪，闲聊得知她们是丹东第二医院的护士。实没想到就这样跟丹东结了缘。
缘分的事情很难说。但我确实属于幸运的一类。 自恋爱到结婚不过见过三次面，相处只能以天记。在那些日子里，除了爱情，仿佛什么都不存在。由于我们两人的环境相去甚远，这样的结合不免会引起非议。在那段日子里，丹东的亲属和朋友出自本能的怀疑，总会以各种借口和手段对我进行考察；而我这边要简单一些，因为自小特立独行惯了，家人虽有忧心，但也不会过多干涉。 条条框框在我的心中本身就没有什么位置，况在热恋的心境下，任何阻力都是不存在的。就这样，不出半年，我们就结了婚。同我平日的生活状态一样，结婚也非常散漫，没有任何仪式，对我而言婚姻不过是恋爱的继续。
对爱情的定义各人有所不同，人们常会把热恋中的激情作为爱情的代表，但我倒认为那不过是荷尔蒙起的作用，顶多算是爱情的试演，无法通过时间检验的东西并不存在太多的价值。人的一生中可以拥有许多次激情，让人朝思暮想，神魂颠倒，但爱情却要珍贵得多，它是一种缓慢的，绵绵不绝的，始终萦绕于心的安详和甜蜜。 自由是天性，它不受地域、环境和时空的影响，是滋养无数丰富情感的芽床。自由的土地越富庶，情感的成长越健康。大多数人不是没有获得爱情的可能，只是他们缺乏自由的意志，将自我束之高阁——爱情的感性被环境的理性所取代，从而失去了选择和体验的能力。 现代生活的压力是如此巨大，看着身边的朋友们整日忙碌不停，为了那些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所谓的利益而奔波，晃晃已近不惑，而情感世界却又如此单薄。自由的空间被现实社会挤压得无地藏身，而对幸福的希冀却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而一再向后拖延。这倒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物质的奴隶，只是内心深处无法摆脱普遍价值给予的压力，不愿或不敢于去面对独立的选择。失去自我定义价值的权利，那么也就只能随波逐流了，幸福变得遥不可期。
初到北京，对她而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新的工作、新的家庭、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维，还有一个陌生的丈夫。我们互相的了解其实是在婚后才开始的，此时才发现，原来我们是那么不同，从任何角度几乎都无法产生关联。有时甚至会怀疑过去是一场梦，梦醒之后只剩下尴尬，坐在对面，却感觉是那么遥远。我无法面对她那种无辜的眼神——“你不想要我了吗？” 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流露着无限的哀怨。 以往任何行事只是对自己负责，但突然间发现你所做出的选择却背负着另一个人的命运， 这使我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当特丽莎出现在托马斯公寓的时候，他的心中所产生的疑问与困惑——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是因为什么呢？是爱吗？那种想死在她身边的情感显然有些夸张：在这以前他仅仅见了她一面！那么，明明知道这种爱不甚适当，难道这只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而做出的伪举吗？
当我们把“自由”盲目地添加到脑海里的时候，往往会过分夸大了自我在现实中的位置，以一种虚幻和假定性的形象来弥补曾经十分脆弱的心灵部分。就当时我的状况而言，从体制内跳出来，并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来自我证明可能比较符合这种心理。但“自由”的准备却显得十分不足，对于责任，尤其是面对担负另一个人命运的责任，就显得脆弱得不堪一击。 自由、自负、自私、自卑，它们之间的转换往往只在瞬间，它们共存于一体之中，有时很难分辨其中的差异。心理的混乱也许只有身体的接触可以平复，在毫无距离的身体之间，一种强烈的依赖感将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平静、温暖的依偎之中，个人的情绪显得那么无关紧要，共生的欲念开始越过了时段的阻隔而成为一种理想，使其永远延续下去直至成为永恒。动力的获得远远大于某类行为的改善，尤其在情绪的模糊状态下就显得更为重要。 她的意识多半是出于本能，而这种出于善良和纯洁的本能意识则更为坚固和不受干扰。 我开始重新审视她，并开始真正地欣赏她。在那几如白纸的内心深处，是一个纯洁健康的人格，它亭亭玉立，不受欲望的诱惑和驱使；它平静如水，悲痛的涟漪很难长久地驻留；它宽容大度，很轻意地将环境的错失化为乌有。爱情，此时才真正来临了。 文化和习惯的磨合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毋庸讳言这个时期并不总是快乐的，尤其在面对一些本质便抵触的行为方式的时候便更是如此。但正如学习一样，成绩和变化总会带来欣喜。在磨合期过后，渐渐地发现，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思考问题不再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以一个共同体的方式出现，它潜移默化逐渐加深，直至在自我的头脑中形成惯性而无法区分。
“生活是现实的”，内心里，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虽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向它低头，但从来不愿也不会坦然接受。 “生活是理想的”，理想带给了我们对幸福的憧憬，带给我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失去理想我们将面临多么冷酷的世界，在无情感的泥泞里苟延残喘。 我出生在一个极端化的年代，而又成长在另外一个极端化的年代。前者以强制的方式灌输着统一的理想，而后者又以普世欲望为基点大一同于物质现实。在现代这样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普遍价值的社会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存就十分堪忧了。生活促使着你不断奔波于利益的旋涡之中，而自由的本性却又毫不妥协。在此情境下，立足点变得飘摇不定，而一次次生存对你的驱赶都是对幸福基础的无情打击。 现实与理想之中的抉择是如此痛苦，以至对生存本身都产生了最极端的悲观。而在这一点上，爱人所承受的就远远比我要大了，这难道是嫁给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的结果吗！ 爱人的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我失去立足点的时期，家庭便只能靠她来维持了。她的忍耐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丈夫不能忍耐，她承受现实的痛苦是因为理想主义的丈夫不能承受现实的痛苦，而这一切却都源于这个理想主义丈夫是她所爱的。 有时会自问是否太自私了，将自己强烈的价值观基于爱人的压力之上。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还不清的债。 世上没有人以在理想的欲念下为生存而痛苦挣扎为目标，也没有人情愿以在麻木的情感世界中度过此生为荣。悖论。当大众价值驱使你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人的世界已经非人了。 在十余年的婚姻之中，这种生存的压力从未真正的减轻过，但同时我们的爱情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消退。在这个矛盾体中，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爱情的强大足以消化生存的痛苦？还是对幸福的眷恋大于对现实的恐惧？ 幸福永远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在痛苦中，在忧伤中，在快乐中，也忘情中，它是我们的灵魂，灵魂在生命中的体验。
人总有富有的一方面，也必有贫穷的一方面，爱人给予的正是你贫穷的那部分。她进入你的灵魂深处，在灵魂中互相依偎，互相体恤，把每一份缺失弥足。 孤独的灵魂也许可以强悍，但不会幸福，而在一个温暖的目光注视之下，任何孤独的灵魂都会软化。那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它会始终在天际中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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