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艾老师几年前在网上发表的，是自《灵找林昭的灵魂》面世以来最为有力的一篇评论文章。旧文重贴，只为保存那份记忆。

    2004年三八前夕，我们以“再现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为主题放映了纪录片独立制片人胡杰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平原上的山歌》，还有《寻找林昭》。后来，广东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分别邀请胡杰去放映了这些作品。我听说林昭的老同学，一些白发老人纷纷赶来，他们看完后拥着胡杰哭了。我想这是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的影像，看到自己的追求、牺牲被后一代的人所承认和尊重，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命被肯定了。

    我也是在这个片子中第一次看到那一代人的面容，因为实在是没有看到其他视觉艺术家聚焦到这一代人和他们的时代。我们以为，那时除了欺骗和疯狂，一切都湮没了。在影片中，他们的形象平凡而衰老，就像我自己的父母和我曾经见惯的旧时邻里。他们已经老了，一个接一个默默离开人世。我父亲受过类似的迫害，他已经八十岁了，一直没有人来说一声对不起，可能他一生也等不到这一天了。那一代人，年轻过、活过、爱过，求索而幻灭。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年代，我们以为，抗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林昭的故事有了一个不同的结局，它所掀动的历史记忆因此改变了。

    林昭是我们民族一个非凡的榜样，我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人中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林昭改写了我们对历史、对中国人精神的认识。林昭的精神，是一份被重新发现的遗产，它也需要重现阐释，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人权建设的时代。林昭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女性，承继那一份女权遗产（无论那一血脉到了20世纪50年代是多么微弱），她可以为自由、人权和政治参与付出何等的代价。林昭的意义，开启了我们21世纪的未来。

    有一位阿根廷的盲人作家博尔赫斯，他曾说，每个国家可以由一本书来代表，例如《圣经》即犹太人；奇怪的是，许多国家选择了毫无代表性的人来代表他的国家。在英国是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非常地不英国，他夸张得要死，一点也不含蓄。德国的代表是歌德，歌德却没有德国人的狂热，反而非常理性。法国选择了雨果，雨果简直是个住在法国的外国人。西班牙的代表塞万提斯生活在毫无诗意的17世纪，居然创造了非凡的诗意。博尔赫斯解释说，这是每个国家要一位不同于这个国家的人来作为它的代表，这个人要起到解毒剂的作用，是克服其缺点的解毒剂。

    依此推论，我们也要说，中国人大概可以选择鲁迅来作代表，他的遗体上不是覆盖了“民族魂”三个字吗？但中国人可是最不像鲁迅了。中国人如鲁迅所痛恨的那样麻木、没有原则、自欺欺人。但是没有这种解毒剂式的代表，一个民族就完了。如今，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人中还有林昭，她是极权时代民族精神的解毒剂。

    今天再看林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其中有一点，对我的启发就是行动力。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理念，我们缺乏的是行动。在中国城市，你非常容易遇到各种场合的政治家，例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例如大学的知名教授。但是我们的思想家缺乏行动力，或者不屑于做一件平凡的事来改变社会。或者说，人们不相信行动可以改变，而理论也需要实践。没有实践，你就是把西方的思想全部翻译成中文，那也是纸面上的事。林昭超出那个时代无数热血男儿的地方是，她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她没有为苟活而放弃、退让；她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先哲”或者“先烈”。

林昭的精神，今天仍有争议。人们认为，我们可以有林昭那样的理想，但是我们不必死拼，更不必以血书写信念，我们需要为保存生命做适当妥协。所以，林昭不能成为普通人的榜样，她让我们高山仰止，敬而远之。我想，同样的质疑也会对纪录片作者胡杰发出，我们可以敬佩这样的工作精神，可他把自己饭碗砸了，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我真的佩服还有人耻笑这种努力，说这不过是天真幼稚的偶像崇拜。你在影片中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质疑：林昭说了什么，不过是常识！常识啊，没什么了不起！

    在没看影片、刚听到林昭的故事时，我也同样有这样的疑问。但在看过多遍（因为给学生放映，我起码看了三遍以上）以及看过林昭相关遗书后，这逐渐变成了我所质疑的问题。我想问题是在于，林昭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非常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是生命诚可贵，不值得为什么而牺牲；由此产生的上线可以一直上升到成为当今最富有的人，实现全球普同的美国梦。

    林昭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的、相对自由和富裕年代的人，生命可以有别的方式度过。而且，哪怕是那些质疑者，可别忘了，你今天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却是踩在林昭的血肉之躯上；这无数牺牲者的血，铺就了通向今天中国人小康生活的基础——因为她们的血，说明人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贫穷中，自相残杀。但是今天有今天的社会问题，中国依然有无数弱势群体成员在贫穷和暴力下生活。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享乐，但是不要思考林昭，因为林昭在挑战这样的生活理念。

    林昭挑战了她的同时代人，所以有人就想把她拉下来，拉到自己的水准上。他们就会说，不过是常识而已；不过是天真而已。对我来说，我虽然有过疑问，但是我无法坚持和强化自己的疑问，原因在于，我自己的生活实践帮助我理解她的精神态度。林昭远非求死，她的血书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所有生存尊严的可能性、书写的可能性之后，她没有办法了，她剩下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她的血和意志；她惟一能用的就是这些了。她身陷绝境，在绝境中她没有放弃，且以血磨砺了信念和人格。多少年来，政治斗争的残酷不仅摧残人的生命，而且培养了根深蒂固的犬儒哲学，就是这种哲学让我们活着不像个人，不说实话，还自以为聪明得计。双重人格、双重面具、双重话语，这被看作合情合理的生存策略。我们太习惯把这种口是心非的生活当作自然而正常的生活了，可是林昭出现了，她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们可以不这样的。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中，哪怕身临绝境、一无所有，在酷刑和死亡的威胁下，理性依然是可以坚持的。这就是挑战，林昭不禁挑战了过去，也挑战着今天人们的生活态度。

    还有，一些人不能理解，林昭何以如此不屈不挠；这也是我认为林昭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我的理解是这样，人们的生活态度和实践方式，其实也重新建构了自己的主体性。林昭建构了摆脱恐惧的主体性。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中国人都需要经历的心理历练。我们需要摆脱恐惧。

    我们的恐惧无处不在，我们恐惧同事之间的怀疑、领导的不信任、他人的流言蜚语。我们最恐惧的是被什么机构盯住、言论受监控；我们用这种内化的恐惧来自我监控，由此实现了极权政治最终的监控，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建立了有效的圆形监狱。

    但林昭会瓦解这个机制，她显示出，即使在这个监控的中心，人的心灵居然还可以是自由的。恐惧就是这样，你可以让恐惧吞噬灵魂，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摆脱恐惧，如果你不想生活在恐惧中。你就是可以的。假如林昭在狱中，在接到二十年的判决书时依然可以写下几千字的慷慨反驳；那就是说，人即使在绝境中也依然有能力、有一种可能性实践自己的自由。

    林昭的精神昭示了这样一条自由之路，就是我们需要重建自己的主体性，而这个主体性必须通过争取自由的实践。我们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摆脱自己的懦弱，来认识那种苟活的、犬儒的哲学是如何地削弱了我们的行动意志、毒化了我们的生命质量，而且，给我们的后代树立了多么恶劣的榜样。我们争取自由的态度可以使我们的后代少有恐惧而最终摆脱恐惧，从而生活在理性和自由中。但是，如果我们是坏榜样，我们也可以加重或者强化恐惧，把她/他们的心灵压成齑粉。

   我以前也是一样佩服那些无畏无惧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由于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开始找到答案。答案来自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挑战方式：例如一位律师，他写了废除颠覆罪的呼吁书；例如李银河，她为同性恋权力奔走于北京两会；例如台湾的何春蕤，她在台北公娼的抗争中走在最前面，理由是警察不打大学教授，教授不在前面谁在前面；例如我认识的香港NGO的朋友，她们从英国拿到学位，却选择了工作条件最差的机构，为内地和流散在亚洲各国的劳工服务；还有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炮轰当今最权威的机构，且义无反顾地说，你整死我吧，我正不想活了。顺便说到，这教授的文章该当千古留名，不过我给他略扣三到五分，因为里面捎带着骂人话里缺乏敏感，对妇女不尊重……

    再后来是我自己的体会，如果你卷入一个社会事件，你对这个问题会想千百遍，这就是重建理性的过程。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人们可以调整出与目标相适应的心理状态、人格素质和应对策略；就可以从中发展出一种不同的主体性，例如发展勇敢、无畏、直率和真诚。这原本是孩童时代就受到肯定、且我们大人经常要求孩子如此的品性。可是，成年之后，我们已是多么难以保有这些最基本的为人素质。反省既往，我不禁惊怵，那种服从于恐惧的生活，最恐怖之处还不是恐怖本身，而是对恐怖的不断回味。这种日复一日的咀嚼回味锈蚀我们的灵魂，直至人变成彻头彻尾的软体蠕虫，真是不堪回首的状态啊。

    也许这可以解释林昭的另一层面，对我来说，它是生命的奇观；那就是林昭保存了她诗意的想象和美感。林昭以诗篇雕刻灵魂，日复一日地铭刻人性的力量，捍卫和强化她的精神意志。我相信这种美是林昭的武器和旗帜，她以此抵御暴力和人性扭曲。

纪录片作者显然为这种美而感动，拍摄林昭血书时，他把一页页稿纸排列起来，宛如长城；字里行间穿行的暗红笔迹犹如曙光照彻黑夜。还有，当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冒死探监见到林昭时，林昭送给他一个纸编的帆船。这个大概是用透明纸编出的帆船，小不过掌心，但在片中的特写和音乐的衬托下，呈现了强大的象征力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感觉到记录片作者对林昭灵魂的呼应，他以自己的执著和信仰重塑林昭，他也选择了林昭诗篇中最典雅的诗句来呈现那段生死恋：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最后，在处决林昭的那声枪击中，银幕上飞起白纱，殷红的血从中间洇开，那影像也是饱满而富有激情的。整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见人们的眼泪，幸存者的眼泪。尽管看过影片的人们内心都会疼痛许久，我们不得不体验那我们以为已然愈合的创伤的疼痛，但是我感觉，作者的叙事尚属冷静，这是好的。

    但我也和作者交流过，我觉得提问还要有更多的角度才好。林昭确实有圣洁的精神，可是这样的精神依然出自一个凡人的、女人的、具体的肉体生命。林昭会哭、会流出经血、想吃无数那个年代我相信市面上再难找到的东西……她也有她精神上的优越感，例如认为把她和妓女关在一起是侮辱。林昭作为知识者的优越感体现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她在那个时候和性工作者交朋友。

而就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而言，我想强调的是林昭特立独行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林昭不是漠视肉体需求的圣女，她的精神不蔑视身体的欲望。这是我在她那封请母亲带给她食品的信里所看到的：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前晌有些消化性腹泻，但吃了些油质食物反而好些，因缺少脂肪，肠子能力蠕动可能倒是引起消化性腹泻的原因，你不用吓怕，吃不死的！

鱼也别少了我的，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糕、开口笑。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

     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等等，放在汽车上装得来好了。斋斋我，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

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袋里好了。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别忘了，还要些罐头。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  半斤，吃得 □ 然勿 □ 嵌着牙缝！别的——慢慢要罢。

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在这封信中，林昭一口气列举了大约五十六种食物的吃法，一点也不惮于表达她内心的食欲有多么多么强烈。林昭对食物的想象和诉求简直让读者多少有点难堪，这样圣洁的精神，却是这么馋嘴的吗？这么要吃的吗？而且要吃猪头、猪油、腊鱼、咸蛋还要吃臭的……

    我看了这封信，看到的不止是纪录片作者所说“对生活的丰富感觉”，我看到林昭对肉体、对欲望的肯定。岂止是肯定，简直是张扬、飞扬跋扈地肯定我们作为肉体的存在，要吃要吃要吃啊，要各种各样的美食，有无穷的口腹欲望。在那个打压欲望的时代，林昭以肆无忌惮的想象力诉说欲望；我认为，这是她的自由精神、叛逆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就是从这里，我们得说，林昭是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平凡、贪嘴，有对欲望的无边遐想。而在饿殍遍野、暴力高压的年代和狱中，这封家书难道不是想象的奇葩吗？我看到近乎疯狂的想象、超常的求生欲望。我无法想象林昭的母亲捧读这封家书的心情，也不知这封家书是否抵达母亲之手；但我可以体会到任何人读到这里潸然泪下的心情。林昭在囚牢中呼号：“我要吃呀，妈妈！”这声音听来直如万箭穿心，让人肝肠寸断。

    林昭不仅是张扬了欲望的合理，她其实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在狱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她写道：“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教生为女儿身。”

    正是她的性别，让她承受的迫害更甚于男性；男性迫害者直接威胁着她作为女人的身体。我们不知道林昭是否遭到过强暴，但她在遗书中记录了这种近在咫尺的淫威：“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林昭用血书记录下的这些场景，是她强化自己内心力量的方式，无论她是否遭到性暴力，她的精神是难以战胜的。

    但林昭的身体在纪录片中几乎失去性别，这多少有点模糊了林昭的生命经验。正如我不惮率直地问过作者，为什么要避讳月经二字？林昭写道：“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影像中明明白白地出现了林昭的这些文字，可话外音却当着观众的面省略了“月经期间”这几个字。

我感觉这里有纪录片作者理解林昭的限度，作为一个男性艺术家，为着体现林昭精神的纯粹而升华了她的肉体，把林昭的生命经验多少有点提纯而简化了。这样一来，影片本身也要支付分量不小的一个代价，因为这种提纯造成距离：一边是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180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

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但我们依然要感谢胡杰，正是他的纪录片开启了今天观众与林昭的这一场精神对话。在拍摄这部片子时，他花了几年时间，执著地寻找所有的幸存者，收集了流散的林昭书信、遗稿、照片……我们要感谢那些站在镜头前，为历史作证的老人；他们的叙述，铸造着新的民族记忆。我们痛心地看到，在林昭去世前的五百多天，找不到任何线索可以提示；这表明，寻找林昭的历程才刚刚开始。胡杰说：“时至今日，林昭的诗歌、著作、血书仍关在狱中的铁屋里服着刑期。（1960年——2004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这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服着的刑期、为我们民族的耻辱服着的刑期、为世界文明史服着的刑期。”这是影片给所有观众留下的挑战，我们需要如何地呼唤、如何地努力，才能让林昭的思想最终解除镣铐、回归人民、回归中国保障人权和自由的世纪？

到勐宋的第二天便随龙戈去了缅甸。从勐宋至龙戈所在的村子骑摩托需两个多小时，村名叫曼哈，为傣族，属缅甸第四特区。特区内以傣族、爱尼族、布朗族和拉祜族为主，特区主席为汉族，据说是文革期间到缅甸参加革命的。这里原是金三角的一部分，十年前这里还是遍山的罂粟花，但现在已近绝种，一粒罂粟籽都难能找到。数年前这里还是战火连天——缅族军队对这里大肆清剿，由于少数民族裔百姓在缅甸长期受到不公正代遇，加之缅甸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故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组织武装，要求自治或独立，造成了长期战乱。数年前才与政府达成协议，短短的几年和平便造就了一片繁荣。

第四特区人口八万，占地127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土地广袤而肥沃。这里政通人和，特区政府深受百姓拥护，与之相对的则是对老缅（缅甸政府）深恶痛绝。近年来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对和平就更为珍惜。

目前第四特区执行向中国全面靠拢的政策，并准备自中国引进三十万人口，扩大采矿业和橡胶种植业。大片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一座座山峦都被幼小的橡胶苗覆盖。虽说几年后，这些橡胶可以给当地人带来可观的收入（预计几年后，家庭年人均收入将从目前的两三千元，一跃达到三四十万元，甚至更多），但对自然的破坏则使人十分痛心。唯一保留的原始森林叫野人山，占地数百平方公里，据说是全东南亚数一数二的自然林区，由于与缅甸政府接壤，并埋有数百万枚地雷，故没有被破坏，其余或早或晚都将消失。                                                                                  

曼哈象是一个脱尘离世的天地，村寨宁静而整洁。不同于中国境内的傣族，这里的民族性保存得十分完整，与千年前没有根本的变化。新的事物，如电视、电话（大灵通，山区无线电话，使用中国网络）、商品经济等等都是近两年内的事情。近两年汉族大批涌入，他们集中于景康（乡政府所在地）一带，经商、开矿、种植等等，在曼哈村中国人较少（除龙戈外，还有一些人租赁本村土地种植香蕉和西瓜）。

这里民风十分纯朴，我去的当日，得到消息的村民们都送来礼物，香蕉、甜角，虽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但情景也使人十分感动。

与勐宋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尚没有被现代文明所同化，依然保存着最原始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并由于他们深受佛教的影响，谦和、隐忍、妥协，因此少有矛盾；不象爱尼族人那样开放、鲁莽和冲动，同时，他们也缺乏爱尼人的创造、拼搏和勤劳的精神。民族性的优劣实难分清。

这里四季炎热，加之傣族天性散漫，他们的劳动强度远远不如勐宋人，生活则更有规律。早七八点时下地干活，中午回家睡午觉，下午一般只是做做家内的活计，遇上下雨便不再出工。对悠闲和快乐的追求远远大于对物质的追求。

村民的家里十分整洁，小到木柴的堆放，大到村寨的布局，都十分精致，虽然陈设简陋，但十分舒适，生活味道浓厚，家庭中也没有任何压力和紧张感。这一点十分让人着迷。

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十分原始的习俗，例如：女人一般不穿内裤，站着小便，一些男人会在露天洗澡（据说以前男女都是这样，近两年家家都盖起了卫生间，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并且一些在中国已经消失的传统的宗教仪式在那里仍然保持着（八九月份我将去拍摄一个这样的仪式）。

目前，由于缺少现金收入，村民们的生活显得相对贫困，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蔬菜以野菜为主，由于当地野菜品种十分丰富，人们种菜的积极性不高，孩子们放学后大都去找野菜，味道都十分不错。

龙戈的学校建在村子的边缘，是一排简陋的木板房，面前有一块不小的操场，十分平整，房后不远处就是滔滔的南洛江，风景十分优美。晨雾尚未消散，朗朗的读书声便已响起，象是村里固定的晨曲。

孩子们健康、干净、活泼、快乐、彬彬有礼，并且都十分聪颖，这样一片灵秀的土地养育了这么一群可爱的孩子。

学校共有五十八个学生，从四岁到十七岁，统统都上二年级，

龙戈的教学生动而活泼，常常引起学生们一遍遍笑声，课堂上没有任何局促感，教学效率自然就很高。我给他们上了几堂课，孩子们的理解力惊人，往往预备一节课的内容，半节课他们便已领悟。只是感觉他们的知识面实在狭窄，一些常识性的内容也需从头学起。

孩子们的娱乐很少，除羽毛球、跳绳和跑步外，便没有其它的游戏项目，仅这些游戏方式也是龙戈带来的。我给他们带了几副围棋，立刻便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感觉他们就象攥紧的海绵，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渴望。

课间，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奔跑，毫不厌倦地重复着那几项游戏，快乐而幸福，心情便如灿烂的阳光一样感到无比愉悦。

龙戈没有任何音乐天赋，但作为全职老师，他不旦教会了孩子们大量的中文歌曲，还自编了很多傣族风格的舞蹈教给女孩子们，看着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地在女孩子们面前领舞，让人十分感动——只有一个乐观自信的人才能有如此坦荡的表现。

龙戈在寨子里拥有无尚的威信，虽年仅二十二岁，但他坦荡、积极、善意的为人，加之不遗余力地为村寨所做出的贡献，使他赢得了村民们的绝对信任，经常可以听人说，十户人家也比不上老师一个人对村里的贡献大。虽没有挂职村长，但他俨然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寨里的任何重大决策和争议，人们习惯性地都会来找龙戈定夺。

龙戈的学生中，一半的男孩儿是和尚，这在其它的寨子里是见不到的（和尚一般不上学）。他们住在庙里，早七点在大佛爷的指导下背诵经文，早九点到学校上课，中午到各家化斋，下午放学以后再回到庙里，晚七点在佛前诵经，夜里两点再诵一次经，十分辛苦。他们诵经如唱歌一般，十分悦耳，庙宇肃穆，气氛安详，使人如至天国一般。

大佛爷二十四岁，双目失明，据说是小时遭遇了野熊受伤所致。他熟读经文，深谙人生哲理。曾让他解释幸福的含意，龙戈没有全文翻译，但转述意涵十分深刻。

寺庙和学校，两个不同又相同的教育场所，一个直接，一个抽象，但他们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关照人们的灵魂和幸福。龙戈的教育同样可以纳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不急功近利，关爱胜于功能，与佛教的宗旨如出一辙，虽然他本人自称是无神论者，但那无关紧要，大爱之心不在于称谓。

三年前龙戈和朋友们打伙到缅甸种菜，就在景哈附近。他看到村子的孩子每天都无所事事，便产生了办学的念头。他到国内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教师证。借了一些钱盖起了这所小学。开始村里的人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时间不长，效果就显现了出来，学生们进步神速，道德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明年村里决定要盖一所新的学校，两层木楼，一层为教室，二层为龙戈的住房。并且龙戈决定明年再开一个班，接受新的学生。村干部一再表示，他们欠龙戈的太多，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学校盖好。这一点要再说明一下，龙戈在村里有一块橡胶地和一些玉米地，地里的农活大半都是村里人自愿帮助干的，我去拍摄了一次，一百多村民集体到龙戈的橡胶地去除草，场面十分壮观。由此可见村里对龙戈的重视程度。并有一些大点的女学生说，她们以后就要嫁爱尼族，因为老师是爱尼族，从这些话里就可以听出其中的含义。

这个片子好像是《新桃花源记》的一个反论，如果说《新桃花源记》的创作过程让我感到痛苦的话，那么景哈之行留给我的就是喜悦，那种萦绕周身的暖意。